統計數據也表明，近10余年來，中國女性教育優勢確實逐步顯現。據教育部統計數據，女大學生的絕對數量在2009年已超過男性，占比達50.48%。如果進一步考慮女大學生的招生錄取比例與性別比，實際上早在2005年中國便已進入女性教育優勢時代。而且在教育層次上，女性教育也呈現“中專—大專—本科”的不斷攀升趨勢，顯示了教育領域中女性地位的日漸上升和男性優勢的逐步喪失。如此看來，“男孩危機”似乎成為一個得到數據和日常話語支持的事實。那么，女性教育優勢與“男孩危機”難道是一幣兩面?換句話說，“男孩危機”是否真由女性教育優勢凸顯所致?
女性教育優勢出現的根本原因在于“男女平等”宏觀政策的推動，在這一政策的推動下，中國女性得以獲得平等接受教育的權利。特別是隨著計劃生育政策的推行，新一代獨生子女家庭、純女戶家庭大幅增加，男孩女孩被寄予同樣的期望，兩性獲得了家庭收入提高后同等的家庭支持的增量公平，男女之間的教育不平等大為改善。在機會均等的條件下，女性的先發優勢以及對考試制度的適應性，或導致女性在升學率方面存在優勢，特別是經過中考和高考兩道關卡的考驗，女生教育優勢明顯增長。不過研究顯示，高考的性別分辨率并沒有想象中那么大，也并非高校女生數量超過男生的主要原因。
事實上，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歐美國家便出現高等教育女性化，迄今已成為世界主要國家和地區高等教育中的普遍現象，全球高校女生的總量已經超過男生，只有在南亞、中東以及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區，女生仍處于劣勢。這說明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和國家，對應著更好的性別教育平等狀況，身在其中的女性亦具有更多接受高等教育機會，并證明著自身能力。我國高等教育機會的性別變化也因經濟發展水平不同而呈現出城鄉差異，農村女性在高等教育機會獲得上處于弱勢地位。因此，應試教育不足以解釋女性教育優勢現象，女性教育優勢是社會進步的體現，與“男孩危機”并無直接關系。
反而值得特別指出的是，女性教育資本的積累并沒有從根本上轉變女性在學術、就業、婚姻等諸多方面的弱勢地位，也沒有從根本上扭轉社會結構性性別不平等狀況。學術上，雖然本科教育中女大學生數量多于男性，但在高層次博士教育中女性數量依然少于男性，學術領域中的女科學家比例低，學術界尤其是理工科擁有高級職稱的女性少。在就業市場中，女性仍處于弱勢地位，不僅可選擇的范圍狹窄，而且在與同等條件的男性競爭中也不太容易得到同等的就業機會。女性的教育優勢遭遇傳統的“梯度”婚姻結構，反而催生了更多“剩女”。就業中的弱勢地位及表現，又使得女性經常在家庭決策中成為被犧牲的那個，更多的家庭主婦由此產生。
總而言之，女性的社會弱勢地位沒有因其教育優勢而得到根本性的改變，更談不上占據優勢，兩性不平等程度雖在降低，但同時也變得更加隱蔽，彌散于社會與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日常話語和某些數據中，“女性優勢”與“男孩危機”被看成是同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這有礙于人們對性別平等的客觀認知。
促進女性發展并不意味著削弱男性發展，遏制女性教育優勢也絕不會推動“男孩危機”問題的解決，反之亦然。無論是男性還是女性都應獲得充分、持續、健康的發展，都應被給予自由、充分而公平的發展機會，推動教育向包容、平和與平等的方向發展，這或許是真正解決教育領域中性別平等問題的有效途徑。我們的終極目標始終是兩性的和諧共贏，唯有如此，我們的社會才能更加和諧，不斷取得進步和發展。(作者：萬江紅，系華中農業大學文法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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